提要：西南交通大学是我国近代最早创建的专门从事铁路教育的高等学府。由于当时国内缺乏铁路技术方面的师资和中文教材，故而在学校的创建早期（即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和唐山路矿学堂时期）采用了专业课程的全英语教学和英语语言技能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本文通过梳理学校创建早期的英语教学史料，以对英语教学的本土化特点和经验进行归纳。
西南交通大学自1896年创建起至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期间，从办学地点来看，可分为两个阶段，即山海关铁路学堂时期（1896年10月—1900年9月）和唐山路矿学堂时期（1905年5月—1912年1月，含筹备复校时期）。学校的创办与早期发展既是清末“西学东渐”的洋务需求，又有当时铁路工程建设发展的实际需求，反映了以铁路、矿务、邮政、电报等为代表的一批实业教育学堂在动荡时局中“忧于外患而思自强”的艰难路径，也为我国近代理工类高校的建设与发展进行了宝贵的探索与实践。
学校从创办开始就在教学目的、内容、方式及管理模式等方面与清末传统中式教育有着诸多明显的不同。从教学目的上看，学校“以储材为急务”，“专习铁路工程，不杂别艺”（1896年《申报》招生报导），“养成高等工业人材将来致用，振兴中国路工、器机、电气为宗旨”（1910年《唐山路矿学堂设学总纲》）。从教学内容上看，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其学术专求实际，不尚空谈”，重视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以铁路工程和建设的专业知识学习为主、汉英语言学习为辅设置相关课程。从师资方面看，聘用外籍教师讲授专业课程，中国教师讲授汉英文语言课程和专业基础课。从教材和生源来看，学校使用欧美原版专业教材，入校学生基本都具有良好的文理学科的综合素养和英语能力。
在整个教学体系中，学生英语能力是专业学习的基础。所有专业课程采用全英语教学，还有专门提升学生英语能力而开设的英语语言课程。这种英语教育培养模式在我国近代各类实业教育创办早期极具代表性，即在学习欧美国家铁路工程技术的基础上，结合国内教育的实际情况进行英语教学本土化探索与实践。这种模式具体表现为：专业课程实施全英语教学；英语技能课程教学重视英语的实用性和工具性；聘请外籍教师，采用欧美专业教材；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培养精通汉英双语的高级复合型专业人才。
一、全英语的专业课程教学
作为我国近代第一所官办铁路高等教育学校，学校在创建早期办学定位明确，特色鲜明，设桥梁、铁路工程两个专业，学制三年，主要为直隶和关内外铁路建设培养技术骨干或铁路工程师。从山海关铁路学堂开设的课程来看，分专业课、英语语言技能课和国文课三类。其中，专业课以铁路工程技术为主，涵盖算学、力学、绘图、测量和格物等5种领域20余门课程，既有代数、几何、三角学、解析几何与微积分原理等基础课，又有难度较大的静力学、动力学及流体静力学、工程与材料力学、机械与结构设计、机械与土木工程制图等核心课。但在清末铁路教育的肇始之际，囿于国内铁路工程技术师资的短缺和中文专业资料（专著或译著）的匮乏，故学校开设的专业核心课程只能由聘请的外籍教员用全英语讲授。
晚清学堂数学教学(图片来自网络)
唐山路矿学堂时期的学校管理层中，梁如浩（校长，任期1905年5月至7月）、周长龄（校长，任期1905年7月至1906年9月）和方伯梁（监督，任期1905年7月至1908年6月）均为19世纪70年代初赴美留学幼童。他们所拥有的身份地位和学识眼界使学校在培养目标、管理体制、教学模式等方面日趋明确和周密，具备了国内一流工科大学的水平。学校“欧美大学路工、器机、电气专科课程略为变通，分四年毕业。”在教学模式上也进行了修订，在四年学制中“上二学期入公共专门，下六学期入分科专门”，即第一学期不分专业，开设数学、物理、化学等通识基础课，第二学年后分铁路工程科、铁路机器科和电气科进行专业学习。从教学计划看，学堂的课程设置在参考“癸卯学制”（即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中工科大学以及欧美大学相关专业的基础上，不仅丰富和细化了各专业教学内容，而且拓展了专业教学深度，显得更加系统合理。这一时期的专业课设置循序渐进，其核心课内容涉及当时国外较为先进的科技领域，专业性强，具有明显的高等工科教育特征，与当时国内传统教育完全不同。从1911届铁路工程科毕业生黄寿颐的毕业证书上显示的任课教师姓名和所任课程来看，专业课程多达21门，如力学、地质学、测量、工程材料、动力学工程、工程图画、静力图表、建筑构造、电学工程、铁路工程、材料力学、应用力学、水力学工程等，均由外籍教员全英语讲授。1912年，罗忠忱教授成为学校聘请的第一位中国教授，主讲专业课程。此后，学校聘请的中国教授逐渐增多，如伍镜湖、李斐英、顾宜孙、黄寿恒等，逐步取代了外籍教师，不过专业课程的全英语授课却逐步成为学校的教学传统，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初期。
1911年（宣统三年）邮传部唐山路矿学堂学生黄寿颐的毕业证
二、以实用性和工具性为主的英语语言技能教学
晚清时期国内的教会学校是最早开展英语语言教学本土化实践的教学机构。1839年在澳门创办的马礼逊学堂中就有英语教学的近代西学课程。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各国的教会在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通商口岸和香港纷纷设立教会学校。至1860年前，已开设的教会学校有50所左右，学生1000余人。当时在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中广泛采用的是“语法—翻译教学法”（the Grammar-Translation Method）。这种外语教学法以语法为核心，具体讲解采用演绎法，即通过系统讲授语法知识，使学生能掌握和记忆外语词汇及句式规则，然后再用大量的阅读、翻译、背诵等练习来巩固和提高学生的外语应用能力。其中，翻译是语法教学的基本方法，能够在语法知识讲解和练习、阅读和写作能力训练以及教学效度检测等各个环节加以运用。这种外语教学法对晚清的外语语言教学产生了广泛影响。清政府颁布实施的“癸卯学制”中对于中学堂以上的外语教学就有类似的明确要求。在中学堂课程中，外语是“必需而最重之功课”，开设了以读法、译解、会话、文法、习字、作文为教学内容的课程。高等学堂和大学堂的外语课程则更加强调语法和翻译的作用，教学内容包括文法、译解、作文、文论等，如1902年复校的京师大学堂在学制规定中提出，外语课程需要由外国教师授课，其教学要求是“文法、翻译、作文”。
晚清学堂外语教学(图片来自网络)
作为我国官办新式“洋务学堂”之一，我校在创建早期的英语语言教学中也有所借鉴。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时期开设的英语技能课程有文法、作文和会话三门。文法课帮助学生了解和熟悉英语语言的基本规则，这是听说读写能力培养的重要基础；作文课主要服务于专业课程学习时书面作业的完成和其它书面交流；会话课则从听、说两个维度解决了专业课程教学中听懂外藉教师授课内容和师生互动问题。这三门英语技能课程均强调语言运用和学生英语应用能力的培养，并以语言产出为重要考量。唐山路矿学堂时期的招生考试中对学生英语水平的考核分两科：英语写作、英译汉及汉译英。学生入学后英语学习贯穿四年学制，英语技能课程包括英文语法及写作（第一学年）、英文语音学及作文（第二学年）、英文高级写作（第三学年）以及英文高级写作和论文写作（第四学年）。这一时期的英语技能课程由中国教师教学，以语言的实用性和工具性为目的，通过对英语语法和写作的强化训练来提高学生专业知识的学习能力以及语言的产出能力。
我校创建早期开设英语技能课程，主要目的既是为了满足用全英文授课的专业课程对学生英语应用能力的高要求，也体现了语言教学主动融入专业人才培养的态度和行动。英语教学对于铁路专业人才培养的支撑作用显而易见，而学生习得英语的目的也很明确，即学好英语能直接服务于专业课程的学习，也是当时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前提。这与当时的教会学校和语言学堂实施的外语（英语）教学有明显不同：教会学校开设英语课程，“用英语教学西学,以凸显西方科学和基督教文化的优势”；而语言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等，开设的外语（英语）课程则注重语言的文化性，以介绍外国历史、地理、法律、文化为主，重视翻译，后期开设的自然科学课程较为初级，专业性不强。
三、聘请外籍教师执教，采用欧美专业教材
“癸卯学制”中《奏定学堂章程·实业学堂通则》规定：“各实业学堂，当按照所设学堂程度及各学科课目……选派相当之教员分司教授。中国现尚无此等合格教员，必须聘用外国教授讲授，方有实际；但仍需有通晓实业科学之翻译，始能传达讲义。”而当时铁路初兴，国内既精通铁路工程技术又有高等教育背景的专业人才寥寥无几，因此聘请外籍专家执教专业课程十分必要。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刊登于《申报》（1896年11月22日）上的招生广告中提及的师资情况为：“延聘铁路专门名家之西教习一人，帮教两人，中学教习两人，以资训迪……”这一时期学校先后聘请了三位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外国教授执教：德国人沙勒（Schaller，原天津北洋武备学堂教习），担任临时教习，主讲数学、测量、制图等课程；英国人史卜雷（E. Sprague，伦敦大学学院教师，也是招生广告中所言之“铁路专门名家”），担任总教习，主讲铁道建筑、工程力学、工程设备等课程；英国人葛尔飞（D. P. Griffith）担任史卜雷离职（1900年4月）后的总教习。1905年学校在唐山复校，请葛尔飞回校继续担任总教习工作。1907年学堂复课时另聘请了三位英国教师：甘克明、谭木(D. Thomas，主讲化学、地质学、测量、工程材料)、柯漠(J. K. Cormack，主讲力学、机关学、动力学工程、结构图画、工程图画、静力图表等课程)。至民国初年，学堂先后又聘请了阿德利（主讲算学、物理、建筑构造、电学工程、卫生工程等课程）、查利（主讲铁路工程、材料力学、应用力学、构造之说、石工地基、水力学工程、生计商律等课程）、佛士达、哈巴涤等八位外教。
此外，按“癸卯学制”中《学务纲要》的要求，各类学校在使用国外专业教材时，应“选外国教科书实无流弊者暂应急用……各种科学书，中国尚无自纂之本，间有中国旧籍可资取用者，亦有外国人所编，华人所译，颇合中国教法者，但此类之书无几，目前不得不借用外国成书以资讲习。”从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时期到唐山路矿学堂时期，学校均采用欧美专业教材教学。此外，学校还购进英文图书，订阅多种英文科技期刊。据1911年前后英国《工程师报》的报导，学堂图书馆藏书丰富，在全国高校中名列前茅，被誉为当时“全国四大实业学府之一”。
晚清学堂图书馆(图片来自网络)
客观而言，师资和教材是确保教学质量的重要条件。外籍专家在教学过程中实施以内容为依托的专业知识的全英语教学并结合课堂问答、课后作业及考试，能最大限度地给学生提供语言输入的机会，从而达到提高他们语言产出能力的目的。另外，选用合理实用的原版教材，使学生在接受相关知识的同时，也能提高专业英语阅读能力。因此，外籍专家的英语教学和英语教材的使用，加之英语技能课程的强化，为学生的语言习得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在某种程度上也弥补了“语法—翻译教学法”在语言学习中听、说、读技能培养方面的缺陷，而且学生用英语学习专业知识本身也是有效提高其英语学习能力的方式之一。
四、坚持“中体西用”，培养精通汉英双语的工程技术人才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清末洋务运动的主要指导思想。在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盛宣怀等官员筹建学堂的奏折中多有提及。“考东西各国，无论何等学校，断未有尽舍本国之学而徒讲他国之学者，亦未有绝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中国学人之大弊，治中学者则绝口不言西学，治西学者亦绝口不言中学。此两学所以终不能合，徒互相诟病，若水火不相入也。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体用不备，安能成才？且旣不讲义理，绝无根柢，则浮慕西学，必无心得，祗增习气。前者各学堂之不能成就人才，其弊皆由于此。”（康有为、梁启超《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此外，“癸卯学制”中《学务纲要》对“中学为体”有如下规定：“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便读古来经籍……中国各种文体，历代相承，实为五大洲文化之精华。外国学堂最重保存国粹，此即保存国粹之一大端”。随后行文中又加以说明：“现定各学堂课程，于中国向有之经学、史学、理学及词章之学并不偏废”。
诚然，近代以来西方经济、军事以及科技等方面的优势促使西方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强势地位，也推动了英语国际化的发展。但是学习外国文化不是为了全盘西化,更不是为了忘掉自己的文化。“如果一味强调西方文化教学而忽略中国文化知识的必要输入，跨文化交际将演变为西方文化的单向传输和渗透。”在《学务纲要》中还曾提出过这样的假设：“假使学堂中人全不能操笔为文，则将来入官以后，所以奏议、公牍、书札、记事、将令和人为之乎？行文既不能通畅，焉能畀以要职重任乎？”尽管学校在创建早期以讲授西学为主，强调“讲求实业, 以能见诸实用为要旨”（1906年《商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章程》），但在学习欧美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仍然很好地贯彻了“中学为体”的理念，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这在当时的课程设置中得以反映，例如在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时期，学校中文课程有散文和伦理两科。唐山路矿学堂时期的招生考试中有中文写作一科,入校后的中文知识学习也是贯穿四年学制：第一学年开设中国文学及历史；第二学年继续开设中国文学及历史；第三学年土木工程专业开设中文文件格式和报告，采矿专业开设中文；第四学年土木工程专业、采矿专业均开设中文高级写作和公文。这样的课程设置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精通汉英双语的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
五、教学成效
学校创建早期培养的毕业生，其职业发展是学校人才培养及办学成效最直观的体现。学校自1896年创立到1912年仅有两届学生毕业（其中因庚子国难，有五年停办）：山海关铁路学堂时期的发展规模不大，先后分三届招收四批学生共89人，只有第一届39名学生结业，其中17人达到毕业要求，获得毕业证。《中国铁路史》中对这批学生也有所记载：“苏日新、张鸿浩、耿友兰等，皆其杰出者也。”尽管这批学生人数不多，但整体水平较高，而且大多在直隶和关内外地区从事铁路建设和教育工作，为我国铁路事业的早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05年，铁路工程专家詹天佑主持修筑京张铁路时，就曾调用了一批山海关铁路学堂第一届学生10余人协助工程建设。他们“成为京张铁路的技术骨干，为第一条中国人主持建造的铁路立下大功”，其中张鸿浩、苏以昭、耿瑞芝等人贡献突出，深得信任。1909年邮传部上奏清政府给予奖升的帮工程司（相当于助理工程师）5人中，有4人是原山海关铁路学堂学生（张鸿浩、苏以昭、张俊波、刘琦）。同年，由詹天佑主持修建的川汉铁路（宜昌至万县段）开工，工程共分10个工段，其中有6个工段的主管工程师为原山海关铁路学堂学生（张鸿浩、苏以昭、耿瑞芝、王国勋、周良钦、周琳）。在1910年动工的粤汉铁路工程项目中，也有不少原山海关铁路学堂学生参与勘测设计以及施工。
唐山路矿学堂时期招收五届学生共240人，在官办学堂中已初具规模。1911年7月，唐山复校后第一届学生28人毕业。近代学者凌鸿勋在评价唐山路矿学堂和上海南洋公学时曾说：“清末民初铁路专门人员多取才于此两校”。这一时期学校培养的学生以其扎实的铁路专业知识和出色的英语语言能力得到社会和铁路行业的认可。1909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一次庚款留学考试中，共有603人参加，最后录取47人，其中唐山路矿学堂1906年入学的学生何杰、金涛榜上有名。1910年8月的第二次庚款留学，应试者400多人，最后录取70人，唐山路矿学堂又有6名学生（王绍礽、周厚坤、竺可桢、徐墀、庄俊、钱崇澍）被录取。在录取学生所在学校的排行榜中，唐山路矿学堂排名第三，这不仅证明了唐山路矿学堂学生的专业水平和英语能力，也展现了学校的办学实力。1912年粤汉铁路招考28名工程练习生，在五、六百名报考者中，23名应试学堂学生全部被录取，学校也由此“声誉大为提高”。此外，唐山路矿学堂时期的学生中还涌现出了不少其他领域内的专家学者，如我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奠基人竺可桢（1909年入学），我国近代植物学奠基人钱崇澍（1909年入学），我国第一代建筑工程师庄俊（1909年入学），我国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茅以升（1911年入学），我国近代经济管理学家、社会活动家杨杏佛（1911年入学）等。
结语
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的创办及唐山路矿学堂的重建，反映了清末因“洋务兴国”的目的而对培养我国早期铁路工程建设人才的迫切需求。西南交通大学早期的发展借鉴了欧美国家高等教育的专业办学模式和经验，学习与吸收了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并结合中国自身的实际进行改进、完善，逐渐实现了本土化。在英语教学实践中，学校采用的专业课程全英语教学与英语技能教学相结合的模式，这不仅是我国清末至民国初年各类实业教育中外语（英语）教学的早期实践，也是“专业技能和外语（英语）相结合”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早期探索和本土化实践。尽管在学校创办早期受困于内忧外患的时局（如师资短缺、招生困难、战乱和社会动荡等因素），在办学规模和发展速度上较为有限，但是这一时期的英语教学模式在办学过程中却成绩显著，为我国早期铁路工程建设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通过考察学校早期英语教学特点中的组织形式、课程设置以及师资结构，取长补短，能为我国当下大学英语的教学改革和专业课程的双语教学模式探索带来一定启发。
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郑博仁 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