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庚款留美是中国近代留学教育史上较为特殊而重要的篇章，它与美国“退还”的庚款密不可分。本文回顾了清末庚款留美招考史料和录取的我校学生信息，从庚款留美招考标准和内容等角度展现我校学子的专业素养和英语水平。
清末庚款留美招考标准和内容
1900年（农历庚子年），义和团运动在京爆发，八国联军以保护使馆安全、镇压义和团为由发动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1年，清政府与俄、英、法、美等11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辛丑条约》，协定以4.5亿两白银作为战争赔款，限期39年，本息共达9.822亿两。其中，美国从庚款中获得3200万两白银，至1940年本息将达5300多万美元。由于赔款数目过大，美国国会于1908年批准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宜将庚子赔款退还一半，俾中国政府得遣学生来美留学，使修业成器蔚成有用之材”的提议，并决定自1909年起正式退还庚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耗的部分，用于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此后，英、日、法、比、意、荷等国也相继与清政府订立协定，将退还庚款用于派遣中国学生赴各国留学。
庚款留美主要分为清末、民国初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三个阶段，而清末庚款留美学生招考仅有三年，即1909年、1910年和1911年。在1909年到1911年间，共有180名学生通过了清政府的“甄别考试”，顺利考取留美资格。他们大多来自新式学堂，具备较为扎实的语言功底，英文程度很高，都是经各省初选后，推荐到国家，再通过复试决定录取。由于当时国内留学预备学校还没建成，所以这三届留美学生均是通过选拔考试后直接派遣，他们也因此被称为“甄别生”。
据清末第一、二届庚款留美选拔考试内容来看，考察知识全面，既有深度，又有广度，难度高且录取率低（注：第三届录取63人，但未能找到与考试内容相关的著述）。
表2：庚款留美考试试题概览
据统计，第一届庚款留学考试录取率仅为7.8%，第二届庚款留学考试录取率略微上升，为17.5%。 虽然游美学务处对第一格留美学生的要求仅是“国文通达，英文及科学程度可入美国大学或专门学校”，但从考试所考科目以及程度来看，确是比美国大学的入学考试要难得多。在第一次庚款留美学生选拔考试结束后不久，驻美留学监督容揆在谈到此次考试时也对记者说，普遍认为留美考试是过于严格了，就连美国驻华公使馆“从代办往下没有一个人敢参加此次考试”。
首先，考选科目文理兼备，知识覆盖面广。选考科目不仅涵盖了如英美史、希腊罗马史、法文、德文等文科性较强的科目，也涉及了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等数理性科目。
其次，考选内容融汇古今，学贯中西。考试内容不仅包括中外经典名著，也考察了考生对国家大事和民生的关切程度。如第一届初试国文试题选自《礼记·学记》，要求考生通晓经史，对古文经典有独到见解；而英文论说中“试述朗费罗之《人生歌》”一题则考察考生阅读及赏析国外文学经典的能力。同样，第二届初试中国文试题延续第一届传统，选自《孟子·离娄章句上》，主要考察考生对经典经史的熟悉程度，而“借外债筑路之利弊关系论”则着眼于当时社会热点问题，要求考生审时度势，考察了学生对中外关系实质性的认识。
再者，考试全程采用全英文试题，专业性强。考试科目除国文、法文、德文考试外均要求用全英文作答，不仅考核了英语阅读、书写能力，更考核了考生用英文解决专业问题的能力。同时，法文与德文均需能做到能与英文互译，这也对考生的英文能力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其难度来看，完全不亚于如今的托福或是GRE考试，甚至可以说超过了其标准。
我校英语教学水平与考取庚款留美的校友
清末庚款留美考试不仅考查学生的英语语言水平和英美历史文化，更以全英文试题的形式将不同专业知识与英文相结合。我校学子能在庚款留美考试中取得优异的成绩，与当时学校重视学生英语语言能力的培养密切相关。
首先，唐山路矿学堂时期的入学考试难度高、录取学生英文基础较好。学堂总教习兼教授葛尔飞在1906年8月3日致香港学堂学监的信详细介绍了入学考试的内容，除了身心健康、理工基础学科外，特别提到了英语作文。考核第八条为“英语论文。给定主题或者学生自行挑选有关铁路、矿业或与之相关的主题，书写和语法均在评分范围内。”第十条为“把英语翻译成中文或者把中文译成英文（建议做英文或中文报纸的翻译练习）。”类似于现代的“单科达线制”，考核的单科成绩必须达到总分数的40%才算通过考试。1906年8月20日发布的《山海关内外路矿学堂招生通知》中，这两条英文考核内容也大抵一致。在1907年制订的《山海关内外路矿学堂章程》和1910年制订的《唐山路矿学堂设学总纲》中，对学生的入学资格有明确的规定。唐山路矿学堂不仅关注学生英语语言本身使用时的严谨性和规范性，更重视学生将英语与理工知识结合应用的能力。
其次，唐山路矿学堂时期聘请的专业教师多为外籍教员，且师资雄厚。在1905决定唐山恢复建校到1907年1月上课前，学校教师均由路局聘请。其中总教习葛尔飞、副教员谭木等皆为英国工程专家，学堂坐办熊崇志等皆有留洋经历。外籍教员主教测量、制图、工程力学、工程设备等专业课程。外籍和有留洋经历的教员能够为学堂学子提供地道的英语语言环境、养成用英语思考和表达的习惯，也能传授国外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此外，对英语国家风土人情的了解能够帮助学生跨越文化差异的鸿沟，为留洋深造奠定坚实的语言和文化基础。
第三，学堂采用英文教学，课程设置重视英文能力培养。1909年6月8日年唐山路矿学堂致开平煤矿公司的报告显示，土木工程专业每一年的必修课程中，英文都占有1到2个学分。将英语教学与土木、矿科、铁路等知识相结合，有利于学生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用英文开设的专业课能有针对性地提高学生的英文口语、作文水平。英文授课方式和英文课的设置统筹兼顾了西方文化背景、外语技能和专业知识，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高质的生源基础、雄厚的师资力量和良好的英语氛围成就了彼时人才济济、群英荟萃的西南交大。“博览群书慎思明辨，一朝中第当衷心报国”。在庚款留美考试中，我校许多学子脱颖而出，走上了留洋深造、归国效力之途。
1909年第一批庚款留美考试中，我校（唐山路矿学堂时期）学生有金涛（学号59）、何杰（学号119）两人被录取。这一批学生中还包括后来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和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的张廷金。在此次考试中，金涛的成绩高居三甲，赴美后考入康奈尔大学学习铁路工程，返国后任职交通部，后任平绥铁路工务处长。1922年，金涛曾在我校教授数学。何杰进入科罗拉多矿业专门学校学习采矿工程，返国后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兼系主任。他曾一度任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国内矿业及地质学者多出其门下。抗日战争期间我校在贵州平越（现福泉）办学时，学校聘请何杰担任矿冶系教授。1946年何杰还兼任过唐山工学院采矿工程系主任。
1909年首届庚款留美学生合影
1910年的第二次庚款留美考试中，我校又有6名学生被录取，他们是王绍礽、周厚坤、竺可桢（学号229）、徐墀、庄俊（学号221）和钱崇澍（学号220）。录取人数在全国众多学校中名列第三，仅次于约翰书院和南洋公学。其中，王绍礽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冶金学家，于1907年考入我校，留美后进入读科罗拉多矿业学院学习。1927年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系主任。1929年，回母校唐山交通大学矿冶系任教，主讲金相学。周厚坤于1909年考入我校，在庚款考试中以第11名、平均分67.72的成绩被录取，留美后先后在伊利诺伊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就读。周厚坤是我国第一台中文打字机的发明者，也因此被誉为“工业明星”。学成归来后，他于1922年至1923年任教于我校机械科。庄俊于1909年考入我校，学习土木工程专业。留美后就读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UIUC)。作为中国最早一批接受西方建筑教育的建筑师之一，他回国后先后设计监造了现清华大学校舍、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和青岛银行等多所建筑。1909年，竺可桢考入我校学习土木工程，学习成绩居全班第一。在考取第二期留美庚款公费生后，竺可桢进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学习。毕业后，即转入哈佛大学地学系，潜心研读与农业关系密切的气象学。他是中国著名第一代科学家，为气象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钱崇澍曾于1909年在我校学习，赴美后先后在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学习。他于1916年回国后，曾受聘于南京金陵大学、国立东南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是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之一。
1910年第二届庚款留美学生合影
在清末最后一次庚款留美考试（1911年）中，我校学生胡博渊（学号95）、梁基泰脱颖而出。其中，胡博渊于1905年考入我校，考取庚款留美资格后，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矿冶，后又转入匹兹堡大学深造，获得工程学位。他是中国矿冶现代化的开拓者，曾任南京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教授，后任民国第一任矿政司司长，长期主管国家矿业开发事宜。此外，他还担任过一年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校长。
余韵
从1911年清华预备学堂成立到1929年清华学校留美预备部使命结束为止，民国初期共派出庚款留学生1099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继续组织派遣庚款留学生。在1933年教育部颁发的《考选清华留美公费生办法纲要》中，庚款留学生选择范围已包括全国各所大学的毕业生。1933年至1943年期间，陆续举行了六届留美考试，累计录取132人。
在民国以后的庚款留美考试中，我校不少学子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如茅以升（学号393）、黄寿恒、王节尧、黄万里（学号 A598）等。茅以升是我校1916届毕业生，并在同年以庚款留美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至美国康奈尔大学。起初，该校不承认我校毕业证书，而在茅以升两次以“特优”成绩通过康奈尔大学课程考试以及研究生入学考试后，康奈尔大学决定凡是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来校学生一律免试注册，为当时国内的大学特别是母校赢得了荣誉。学成归来后，茅老曾四次出任我校校长，校园内唐臣路就是以茅老的字命名的。此外，他还是著名的土木工程学家和桥梁专家，主持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工作30余年，为铁道科学技术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抗日战争期间，他曾主持修建了中国人自己设计并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大型桥梁——钱塘江大桥，成为中国铁路桥梁史上的一块里程碑；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参与设计了我国第一座跨越长江的大桥——武汉长江大桥。他一生学桥，造桥，写桥，被誉为中国“现代桥梁之父”。黄寿恒于1914年毕业于我校土木工程科并在1916 年成功考取庚款公费留美，入读麻省理工学院。学成归国后，黄寿恒于1923年回母校任教，从此再未离开。即便是在抗战时期我校师生向大后方流亡之时，黄寿恒教授也仍在为复校奔走策划，不遗余力，为我校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也被誉为中国近代工科数学教育的开拓者。王节尧是我校1915年毕业生，于1918年考取清华学校专科生，公费赴美深造，就读康奈尔大学，1919 年获土木工程硕士学位，并成为斐陶斐荣誉会会员。王节尧1923年4月入职胶济铁路，成为正工程司和工务第一段段长。抗战期间，王节尧担任滇缅铁路工程局副局长兼副总工程师，对滇缅铁路工程的几乎所有测量、设计和施工都进行了周密的擘划，为滇缅铁路的迅速作出了卓越贡献。黄万里是我校1932届毕业生，于1933年参加庚款赴美留学考试并被录取，先后获得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硕士、伊利诺大学工程学博士，也成为了第一个获得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工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学成归国后，黄万里先后拒绝了浙江大学、北洋大学、东北大学三所高校任教邀请，投身于江河治理的第一线。1950年黄万里教授回母校任教，开始了后半生的教书生涯。
欲求贤才栋梁，自可化作春泥护花。不少庚款留美学子学成归国后选择来我校任教，毅然投身教育事业，为培养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而不懈努力，如史宣，顾宜孙，李书田，陈茂康，曹建猷等。史宣于1910年通过庚款考试，进入哈佛大学学习。1917年学成回国后，他先后在唐山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顾宜孙于1918年考取庚款公费留学后至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土木科学习。1922 年回国后，受聘为我校教授，讲授结构方面的课程，曾任我校校长、副校长、教务长、土木系主任、桥隧系主任等职。李书田于1923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北洋大学土木系，并考取庚款公费留学，就读于美国康奈尔大学水利学及铁道工程。1930年5月至1932年7月出任交通大学唐山土木工程学院院长，主持制定了《交通大学唐山土木工程学院专章》。陈茂康于1910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的机械工程专业和联合学院（Union College）的电气工程专业，并于1915年获得理学硕士学位。1916年回国后，出任交通大学唐山土木工程学院教授。此外，他还担任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在无线电方面的研究中作出了突出贡献。曹建猷于1945年考取庚款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1951年起，他在唐山铁道学院电机工程系任教直至逝世。在我校任教期间，他紧跟时代，改革教学，极大的促进了我校电气和电子学科的发展，为中国铁道电气化建设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他也被誉为中国铁路电气化的奠基人。
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刘欣禾，贾垚，郑博仁编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