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史撷英：唐山铁道学院时期我校俄语教材编译考

提要：

教材是教学之本，直接关系着人才培养的规格和水平。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一直高度重视教材的建设工作。按国家教育部提出的学习苏联高等教育先进经验的要求，我校积极开展教学改革，集中优秀师资进行俄语教材的编译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本文重点回顾我校在建国初期从事的俄语教材编译工作。为确保该项工作的顺利完成，我校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如陆续开办了三期俄文速成班，制定教材编译的相关规定，以及成立译著审校委员会对教材编译质量进行把控等。当时我校外语教研组的俄语老师们不仅参与了俄文速成班的组织、授课与辅导，还亲自参与了教材编译的各项工作，为学校后来取得的丰硕成果奠定了基础。

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军事包围和外交孤立，新中国的奠基者们积极向苏联学习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经验。在教育领域，教育部号召全国各级学校积极学习苏联教育的经验以推动构建我国现代教育体系。1949年12月23日至31日，教育部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大会明确将“特别要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作为我国新民主主义教育建设的学习范式，这预示着向苏联学习的教育浪潮正席卷中国。1950年初，我校的俄语教学“课务繁重”且师资不足，外语教研组的张渤教授因此向学校聘任委员会申请调聘校部编译馆的俄文编译胡世麟来校担任俄文课讲师：“本院本学期俄文课共分4班，计选修同学90人，又职工班一班计60人，共计150人，向由本人担任讲授，实感不足”，且影响实际教学效果，“兹有胡君世麟现任校部编译馆俄文编译，擅长俄文，拟推荐聘用担任”，“以资分担课务”。1952年5月24日，铁道部调整院系，决定自5月15日起撤销北方交通大学校部，唐山工学院改名唐山铁道学院，由铁道部直接领导。7月17日，铁道部又明确指出，“唐山铁道学院专事培养铁道工务、机务及电务、电机人才”。此次调整的主要原因是学习苏联的高校体制模式，具有学科特色的院校一般不称大学，而称学院。因此，我校由原校名北方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改为唐山铁道学院，并一直沿用至1972年。

从1952年起，我校按教育部的要求进行了建国后第一次全面系统、大规模的教育改革。这次改革从教育制度、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教法、教学组织等方面全面系统地学习苏联高教经验，变革领导体制。我校严格参照国家规定的教育教学大纲进行日常教学，学习苏联高等学校教学经验。为了学习苏联先进教育教学理论，我校组织教职工对苏联教育家伊安·凯洛夫的《教育学》进行系统、细致的学习。1954年11月，我校组织1 900多名师生员工赴北京参观苏联展览馆，参观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指示 《各高等学校组织翻译苏联教材制订计划时应注意的事项》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 《关于翻译苏联高等学校教材的暂行规定》

铁道部令：关于铁道部翻译处工作的几项规定（1953年4月9日）

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函 《寄发关于翻译苏联教材应注意事项》

《关于翻译苏联教材应注意的事项》

俄文速成班

为了解决多数老师们不懂俄语的问题，我校积极组织俄文速成班（即俄语培训班），并由外语教研组的三位俄语教师（张渤、胡世麟和王世馥）和部分精通俄语的专业老师（如王竹亭、孙竹生、黄克欧、麦倜曾等）担任授课与辅导的工作。从1952年9月至1953年3月，我校在全校范围内组织了三期俄文速成班，要求全体教师、干部学习俄文。为了使8月25日开设的第一期教师俄文速成实验班达到预期效果，我校领导专门赴清华大学参观学习，借鉴开班经验。9月8日，实验班正式开学，院长、教务长亲自做思想动员工作，鼓励教员、干部参加课程。参加学习的教师有 12 人，授课教师2人，辅导人员8人，工作人员3人，学习时间21 天。此次俄文速成班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7天，重点学习基本文法，并记生字 400个，着重辅导，最后一天以测验小结形式检查学习成果；第二阶段7天，要求记忆 500个生字，由辅导员帮助学员看书、学习，最后一天同样有小结测验；第三阶段，辅导员只做整理工作，学员开始独立阅读，最后辅之以总结测验。每日学习包括6小时的课堂学习和4小时的课后自学，每日10小时，共计210小时。

在教学方法的改革方面，俄文速成班有了全新的计划和部署。首先，为了全组能经常在一起互相研究改进教学工作，决定实行上午坐班制。由于速成班学员在践行过程中感到这种策略行之有效，遂改为全天坐班。课堂上，老师积极启发学员的创造性和思考力。例如教师讲某一点时可以先询问学员，随后予以改正或讲解。速成班实行课堂5分至10分钟的小测验办法，并把测验的结果记载在特制的《学生学习情况记录表》上，并将每个学员的学习情况用4分制的升降曲线明确表示出来。这样不仅使速成班学员了解了所学课的重点，也能使老师连贯了解各位学员的学习情况及发展过程，从而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改进自己的教学。速成班采用“重复式讲解制”，通过试讲督促学员互相学习、发现与改正自己缺点，从而提高讲授效率。第一次开班圆满成功后，第二批、第三批俄文速成班相继举行。在教学过程中，辅导老师们都十分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其中担任第二批俄文速成班辅导老师的麦倜曾保留了当时的工作笔记本，详细记载了该期速成班的具体学习安排。

为提高俄语能力，一些教授尽管白发苍苍，但仍废寝忘食、孜孜以求，以饱满的热情和严谨的态度对待翻译任务。唐山交大“五老”之一的伍镜湖老教授当时已经69岁，看讲义和写字都感到很吃力，但仍然坚持每日记诵单词、翻译文段，在每天要求的10个单词基础上又多学30个单词。桥隧系顾宜孙、治金系张文奇教授俄文基础较差，学习节奏慢于同班学员。但为了在短时间内学习掌握俄语，他们创造了卡片记忆生字法来辅助学习，最终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机械工程专家刘钟华教授把房间与妻子和孩子隔离开来以集中注意力学习，在测验中获得了全班最高分的优秀成绩。高渠清教授是中国隧道及地下工程技术教育的奠基人，彼时的他尽管同时兼顾上课、编写讲义和俄语学习，但仍能妥善安排工作和学习内容，一天记忆420个生字，第二天测验正确率达88%。

据我校 1953年6月上报高等教育部关于教师俄文学习情况的统计，全校参加俄文速成学习的教师有163人，自学俄文者 39人，共计 202人，占全校教师人数的86%。未参加学习的有34人，除马列主义教研室及少数因病未参加学习的，全校消灭了俄文文盲。为鼓励大家学习俄文，1953、1954年，学校还在教师中进行了两次俄文考试，有130人因成绩优良而受到奖励。

翻译成果

1953年，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基本完成，我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为了顺应这一变革，在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基本结束以后，我校连同其他兄弟院校开始了以“学习苏联先进教育经验”为主的教学改革，即以苏联高等教育的教学模式为蓝本，建立新的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求的教学模式。其中，教材改革作为教学改革举足轻重的一部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早在1950年6月全国第一次高等教育会议上，教育部长马叙伦就已经强调了编写高等学校的教材及参考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我们应该大量翻译苏联高等学校的教材及参考书，作为我们主要的参考材料，同时，我们也要着手编译一部分教材。”在这一方针指导下，1952年教育部发出指示《布置翻译苏联教材的任务希予保证完成》，要求我校制定翻译苏联教材的计划，“首先是解决工科重点专业一、二年级主要课程的教材，及时供应全国有关高等学校使用，对于当前的教学改革，充实教学内容，具有重大作用。”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指示《布置翻译苏联教材的任务希予保证完成》

三期俄文速成班结束后，我校便组成编译小组着手开始编译教材工作，努力完成教学改革的任务。根据1954年第二学期调查结果，全校共有70门课程，全部使用苏联教材的有32门，占46%，部分使用苏联教材的有26门，占37%，完全自编的有12门，占17%（其中多数是吸收苏联教材并加入国内的资料）。其中，除工程经济、企业管理等少数几门课程没有使用苏联教材，国内亦缺少资料外，其他一些课程基本上已有苏联教学大纲规定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教材，或是与本专业相近似的教材可以使用。自我校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以来至1954年9月，我校教师已翻译出版苏联教材及参考书9种，计225万字；已译完并交稿者8册，计312万字；还在翻译过程中的教材及参考书共22种，计709万字。

据统计，1953 年，我校从事编译教材工作的教师有75名。陈忠涂、刘钟华、杨耀乾翻译的苏联教材《车辆工程》《车辆学》《结构理论》《金属工学》《金属工艺学》《铁路钢桥》等6本书相继出版。1954年，张殿执、王竹亭等译的《蒸汽机车修理》《电力铁道机车车辆》《牵引变电所电气设备》《铁路线路及线路业务》等教科书出版。此后学校翻译苏联教材的进度明显加快，如张万久翻译的《铁路桥梁》、朱育万等翻译的《制图教程》等都陆续出版。采用“合译互校”方法进行翻译的各系、各教研组也成果显著。桥梁系进行集体翻译的教研组在一个半月（1953年7月）译完《结构理论》第一册后，又于同年12月将第二册初稿译完；金相热处理及机械制造教研组在当年（1953年）7月就有3本书翻译脱稿；钢筋混凝土教研组则在当年（1953年）4月份一整月内基本译完一本190页的教学参考书。

1953年唐山铁道学院翻译出版计划

1953年唐山铁道学院教材编译情况调查表

我校在进行苏联教学改革、翻译苏联教科书的道路上成绩斐然，离不开我校坚持推动翻译工作的决心和恒心，也离不开我校教师的努力与付出。我校教材编译采取“边译边教”的方法，鼓励任课教师将已译好的部分苏联教材编入本专业课程学习。为保证教学任务和教材编译工作的顺利进行，不断提高翻译质量，我校为此召开了翻译及俄文学习大会，邀请高教部组织翻译人员作报告，明确翻译在教学中的意义，端正翻译态度。1953年，高教出版社委托我校数学教研室翻译苏联科学家吉洪诺夫(А. H. Тихонов)与萨马尔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Андреевич Самарский)二人合著的《数学物理方程》一书（由高教出版社于1956年出版上册，1957年出版下册），时任我校数学副教授的黄克欧被推举为总编译。但黄克欧副教授对空气动力学及其他物理特殊分支中的专题内容了解不够，有时翻译中遇到困难，他就去请教工科出身的黄寿恒教授。黄寿恒经过反复核实指出：该书俄文原版中关于柯尔莫果洛夫方程的推演证明中有较严重的失误。黄克欧经过反复推敲，亦认为原著中此处确实有误，因而在其译文中改用经黄寿恒教授修正后的推演证明（见该书中译本上册281页至282页）。高教出版社因萨马尔斯基乃苏联科学院院士，而该书又是根据吉洪诺夫在莫斯科大学物理系讲课笔记及讲稿写出，且已出至第二版，遂认为俄文原书中有如此重大错误之可能性极小，怀疑是我校的译者弄错了。但我校数学教研室以严谨治学的态度，坚持要求高教出版社将我校的意见转达吉洪诺夫院士。经过力争，高教出版社把我校数学教研室提出的100余条修改意见（其中以上述这一条错误最严重）遥寄莫斯科大学吉洪诺夫教授征求意见。在复函中，吉洪诺夫教授承认他的书中确有错误，采纳了我校数学教研室的建议，问题得到圆满解决。此事足以反映我校教材编译小组对待教材翻译工作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态度，以及我校各教研组不迷信权威、严谨治学的学术风貌。

1954年6月，我校颁布了《唐山铁道学院教材编译审校辦法单案》，对编译方式、编审组成、编译工作的计划与工作时间、准备出版之教材编译工作步骤、审校办法及稿酬办法等作出了详细规定，并聘请了张渤教授等9人组成我校译著审校委员会，对各系教材翻译进行指导。实际上，翻译、出版苏联教材之路任重而道远。译者在译出一、二万字后，要先由译者审校委员会对译文进行审校，校者不仅要指出已发现的错误及问题，还要提出在忠实原文及通顺等问题上的意见及译校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并与译者在校对讨论审校中出现的错误、问题等取得一致意见。若译文中错误很多，校者在译校一部分后即令译者重译或改正停译。审校完成的试译稿随后交由编译科进行二次审校，校者根据具体情况就如何改进质量、保证按期完成等提出意见，指出发现的错误及问题，以供译者根据译文情况对翻译计划、翻译进度等进行适度调整。待译者按上述程序完稿并整理完成后，审校员抽审其中一部分，结合校译情况提出意见。只有抽审合格者，其译稿才能选送出版社。

此外，我校还编写了一份我校翻译人才调查表，对各教研组翻译人才、翻译能力、翻译质量（包括课余时间每月可译多少字）以及翻译情况（已译、正译、拟译）做出评估与总结。其中，根据俄语翻译水平的高低，将教师分为四类：

根据不同翻译能力以及不同教学任务，各系可选择进行独立翻译，集体翻译，或与他校联合翻译（如同济大学，北京铁道学院），以期取长补短，按时完成翻译任务。对我校教师而言，在不减少日常教学任务的同时将短期目标转移到翻译俄语教材上来，并且在短时间内实现俄语能力从零基础到翻译教材和参考书的大幅提升，无疑是个不小的挑战。铁道建筑系主任王柢教授对此印象深刻：“学校里的计划是突击学习3周。3周之后立即开始翻译教材与资料。这时，哈工大毕业并曾留德的王竹亭教授和俄文教研组的张渤教授即成为辅导学习和组织翻译的主力。我因事繁，只学了两周的文法，即开始翻译教科书。那时真苦，几乎每个字都要查字典。3本新字典，很快就用成好像几十年的旧书。这样，大家就把好几本大部头的苏联教科书硬啃下来了。紧接着，就照猫画虎地编起所谓的中国卷铁路工程课教材。这些材料，不但在本院应用，而且与其他院校教师合作，广传到上海、长沙、北京以及后来的兰州等院校，各地铁路院校、设计院等单位，流传之广、之快，颇为可观。”

结语

教材是教学之本。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一直高度重视教材的建设工作，其中引进和编译苏联教材对我国建国初期高等教育人才的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自1952年起，我校按教育部的指示组织力量，持续稳步地推进苏联教材的编译工作：从开展三期俄语培训班，到组成我校译著审校委员会，再到动员全体教授及各教研组积极参与教材编译。在这一过程中，外语教研组张渤、胡世麟和王世馥三位俄语教师不仅参与了俄语培训班的组织、授课与辅导的工作，而且还主译或参译了部分教材，并为其他老师的编译工作提供了无私的帮助。此外，各专业学科教研组的教师们也想方设法，努力克服了语言关。在王竹亭教授和张渤教授的带领下，他们能在完成日常教学工作的同时，按时按量地完成教材编译任务。老师们的坚韧与执着，专注和奉献为学校后来取得丰硕的教材编译成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截止1963年，我校参与编、译、审的高等院校理工类专业教材、参考书及科研报告约130余种，多由龙门联合书局、人民铁道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等负责出版。这批教材和参考资料不仅在本校各专业教学中使用，而且以过硬的编译质量而被国内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所采用，也被铁路、建筑等领域的单位参考和借鉴。据《新唐院》报道：“近几年（1956年）唐院教师在编译教科书、教学参考书及讲义方面投入了很大力量，各专业的主要教学用书都是由教师个人或集体编译的，如选线设计、桥梁、隧道、结构力学、车辆、给水、金属工学等教研组及王竹亭教授、孙竹生教授等所编译的教材、著作都是现场工程技术人员所熟知的。”

这批理工类教材和参考资料的广泛应用在较短的时间内提高了我国高校理工类各专业的教学水平，有力改善了建国初期我国技术人才匮乏的局面，也为我国扎实推进培养高级人才工作发挥重要作用。作为当时高等教育改革的试点单位，也作为主要参与编译苏联理工类教材的国内高校之一，我校迎难而上，群策群力，圆满地完成了教材编译任务，为构建我国自主的理工科知识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参与教材编译部分人员小传

张渤

张渤，唐山铁道学院俄文教授，毕业于哈尔滨法政大学。1954年，张渤被聘为我校译著审校委员会委员，负责指导全校教材编译工作，译著包括《机车自动制动机》等。

王竹亭

王竹亭，我国著名的铁路工程专家、教育家，被誉为我国铁路选线设计学科的开拓者。1923年，王竹亭以优异成绩从保定育德中学毕业，并于当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取北京大学工学院，以第二名成绩考取天津北洋大学。但因家境困难，王竹亭为获取公费而就读于北京交通大学俄文班，专修俄文。两年后毕业，于1925年考上了公费的中苏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铁道工程专业。经过五年的学习，班上除了俄国学生外，中国学生只剩下了几人。1930年毕业时，王竹亭名列全班第一，留校任教，后赴德国深造学习。由于工作勤奋、作风正派、通晓俄、英、德等多门外语，汉语根底深厚，王竹亭回国后先后在粤汉铁路株韶段、川湘铁路筹备处、京（南京）赣铁路、天成铁路、綦江铁路、宝天铁路等工程局工作，致力于我国铁路建设事业，参加和领导了我国多条铁路的建设和管理工作。1953年9月，为了学习苏联经验，把苏联铁道学院体制、铁道工程专业，尤其是铁路选线设计学科的理论介绍到中国来，铁道部调王竹亭到唐山铁道学院任教授兼系主任。从此，王竹亭一直专心于培养铁路技术人才的教育事业，为铁路选线设计学科的创立和发展、也为我国的铁路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胡世麟

胡世麟，毕业于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原任北京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编译室俄文编译。1950年经张渤教授推荐，调聘我校担任俄文课讲师。在唐山铁道学院任教期间，胡世麟编译并出版了一系列苏联教科书和参考书，其中包括《小型贝氏炉炼钢法》《水力发电站的建筑与地质》《(土木工程适用)地质学原理》《水工建筑勘探工程水文地质计算手册》《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问题》等，为我校的教材编译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1958年，为支援新建的兰州铁道学院，我校根据铁道部指示，按系、组配套先后抽调两批骨干教师及干部、职工，胡世麟因此调往兰州铁道学院任教。

孙竹生

孙竹生，唐山铁道学院教授、机械系主任。孙竹生于1937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先后在机车、金工、锻造、木模等车间实习，大大丰富了他的实践经验，为以后坚持理论结合实践打下良好基础。1941年11 月，孙竹生赴美留学，后获美国普渡大学工学硕士学位。1950年，孙竹生到唐山铁道学院任教，1952-1957年同时担任机械系主任，专于蒸汽机车及内燃机车研究，其科研成果多次获铁道部表彰。在我校任教期间，他参与编译了《蒸汽机车工程》《车辆工程》等苏联教材。1957年12月，孙竹生在唐山铁道学院组建了我国第一个内燃机车专业，开始编写我国第一部《内燃机车总体与机械部分》教材，被誉为我国“内燃机车开拓者之一”。

麦倜曾

麦倜曾，西南交通大学教授，我国隧道工程设计专家，我国高校铁路隧道专业的创建者之一。1952年8月，麦倜曾到唐山铁道学院任教，此后一直致力于我校隧道学科的创建、发展、壮大和繁荣的工作。建国初，他协助高渠清教授创建了全国第一个隧道专业，主编、主审过本科教材多种，兼任过《土木工程学报》编委等职务。1985年任学校出版社总编辑，曾出版过编、译书15种，其中合译的苏联版《隧道》教材解决了1953—1955年隧道专业教材急需问题，1961年与他人合编的《山岭隧道》是全国隧道专业第一本中国专家的自编教材。

部分唐山铁道学院编译教材概览（计56本/种）

部分唐山铁道学院编译教材封面

贾垚 刘欣禾 郑博仁撰稿

202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