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攀，西南交通大学翻译系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与英国利兹大学联合培养博士，西南交通大学“青苗计划”入选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与跨文化写作，具体涉及聂华苓研究、高罗佩“狄公系列小说”研究、跨文化饮食游记研究。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1项、四川省社科规划项目1项、校级项目2项，参研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2项。在CSSCI，SSCI和A&HCI等国内外高水平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及书评20篇。
Q：您的研究聚焦聂华苓、高罗佩“狄公系列小说”及跨文化饮食游记，这些领域巧妙地连接了文学、翻译与文化研究。是哪个瞬间或原因让您确定了这个充满趣味的跨界视野？
A：可能源自他们身上的“独特性”。聂华苓，“国际写作计划”的创立者；高罗佩，狄公系列小说的西洋作者；扶霞·邓洛浦，当代China Travel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中西文化沟通的见证者，但是他们“真实”的译作又并不多见。该如何对他们和他们的作品展开研究确实是个难题，刚开始是，现在还是。但是，彼得·布朗钦斯基在著作《无处不在的翻译》中提到的观点——“翻译是一场与他者的相遇”——至今让我觉得翻译是一个充满人性、连结和“乌托邦”色彩的领域，因此也是值得探索和期待的领域。
Q: 您主持的教育部项目“汉学家高罗佩‘狄公系列小说’中的中国传统法律形象建构研究”与此前对高罗佩、饮食游记的研究是否形成了一种方法论上的对话？有哪些承袭与突破？
A：此前对于狄公小说和饮食游记的研究为本次课题提供了方法论的支撑，这些研究让我意识到从文本分析进入文化研究时研究视角和理论概念的重要性。相较之前的研究，本次课题在内容上更聚焦于高罗佩及其小说有关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话语，在方法上会借鉴语料库、视觉语法、多模态等语言学方向的定量工具。
Q: 在“新文科”背景下，您如何将跨文化书写的研究经验转化为翻译专业的课程设计？
A：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
第一，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翻译的概念已经发生了泛化和延展。它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语际之间的转换，而是进入了一个多模态、多平台的语符转化过程。例如，文字到博客、文字到银幕、文字到短视频，乃至衍生的二次创作，都是广义上的“翻译”。这一趋势实际上意味着翻译已不仅停留在“语言转换”，而是与传播、叙事、文化再生产紧密相连。在课程设计中，我会引导学生去理解翻译与传播之间的过渡关系，使他们意识到译者在当下不仅是语言转换者，更是文化的讲述者与内容的创造者。
第二，从实践的层面来看，我会鼓励学生积极拥抱新媒体生态，把专业学习和社会实践相结合。例如，可以引导学生在各大平台上开设自媒体账号，既可以记录他们的学习心得，也可以进行双语写作和表达，或者尝试用多种叙事方式讲述中国故事。这种实践不仅帮助他们锻炼跨文化表达能力，还能培养他们对目标受众和传播效果的敏感度。
Q:在人工智能极大简化了语言转换流程的今天，您所强调的基于深度文化理解的 “双向译写”模式，其价值是否正从“技能”转向为一种关键的“人文素养”？未来的“跨文化书写者”应如何在利用技术的同时，坚守其作为文化阐释与创造性主体的独特性？
A：在我看来，在AI时代，“双向译写”模式的核心价值，确实正在从一种可被量化的“专业技能”，升华为一种更为根本的“人文素养”。它关乎的是理解、共情与创造性转化的综合能力。与其说未来的“跨文化书写者”要坚守他们的独特性，不如说更重要的是去培养、发挥，并且擅用且善用这种独特性。因为创造性和独特性并不是与生俱来、天然存在的，它们需要不断追求、打磨与建构。在人工智能极大简化语言转换流程的今天，技术其实不是削弱创造性的因素，反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基础条件。翻译和跨文化传播不可能脱离具体的技术环境而进行，正是在学习、理解、并且善用这些工具的过程中，书写者才能逐渐形成自己的审美判断、对世界的独到理解，以及跨文化的想象力。这些东西，才最终构成了他作为文化阐释者与创造性主体的独特性。换句话说，技术的普及让“语言转换”这一环节越来越容易，但同时也把更高层次的创造性空间留给了书写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