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的最后十年开始，随着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的力量全面迸发，从货物到货币，从商业服务到金融服务，从资本到技术、通讯、交通和网络，从人员到各类社会组织，各种要素的全球流动使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呼之欲出。然而，与各种要素全球流动相伴相生的并非就是稳定与和平。在冲突和硝烟中，全球化的力量受到质疑和遏制，世界秩序在全球化、区域化和大国政治三种力量的交互作用下悄然变化。民族国家的时代并没有离我们而去，在大国、强国作用明显上升、地位愈发举足轻重的背景下，追寻人类历史上的强国之道显得尤为重要。
国大未必国强
大国之所以成为大国，通常是由于资源禀赋、人口、疆域或历史传统等因素。世界上有领土大国、资源大国和人口大国，也有工业经济大国、历史文明大国、军事大国。工业发达的日本不以资源见长，却能以其工业产品而跻身经济大国行列；地处阿拉伯国家包围之中的以色列和曾在东西方之间奉行“武装中立”的瑞典，国虽不大，但军事力量超群。英国和法国都是核大国，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更赋予它们政治大国的地位。然而，大国与强国之间显然不能想当然地画上等号。
在人类历史上，国家大而不强的例子比比皆是。古代文明大国现今所剩无几，世界上的资源大国往往成为强权瓜分的对象。大国如不同时具有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军事实力、社会动员力并具备国际影响力，不能使国际规则的制定有利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那么，广袤的领土可能成为强权瓜分的目标，丰富的资源可能被掠夺殆尽，悠久的文明可能出现断裂或消失，众多的人口也可能沦为苦役。中世纪末期，波兰堪称欧洲版图上的大国，却在1772年、1793年和1795年三次被沙皇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最终难逃亡国的命运。18世纪的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且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到了19世纪却已沦为西方列强侵略和瓜分的对象，不仅要割地赔款，而且还成为海外苦役的主要来源地。可见，国大未必国强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重要结论。
强国缘何而强
强国之梦，不仅中国人有，外国人也有。人们总结历史经验认为，强国需要具备一些基本条件，例如：民族认同、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教育普及、思想开放、法制健全等等。这些条件相互作用、彼此促进，进而形成综合实力，对内可以维护国家安定、促进经济繁荣、推动社会进步；对外能够保护国家权益、提升国家形象、影响国际规则制定，使之有利于本国长期繁荣发展。
在人类历史上，民族认同是强国最基本的条件。欧洲早期的强国都是首先实现了民族认同，进而建立起统一体制的国家。普鲁士为统一德国采取了全面战略：一方面强军备战，一方面建立社会保险；一方面发动局部战争，一方面广结外交联盟。美国为了国家统一，也曾不惜进行南北战争。在现代，联邦德国为了民族统一而耗费巨资，经历了经济社会的痛苦改革和资源重组等。文化符号、外交斡旋、国家体制建设和改革都曾用于促进民族认同。因此，民族认同不单是文化和信念的趋同，更深刻地体现在国家体制的一致性上。18世纪的波兰在欧洲诸国纷纷强化国家体制、实行开明君主制的历史背景下，反其道而行之，实行“贵族民主”和“自由选王”的分权体制，议会议而不决，中央权力弱化，各路贵族为了一己私利而相互出卖，牺牲国家的自主、独立和统一，给外国势力不断插手波兰内政、进而瓜分波兰以可乘之机。历史上，四分五裂的波兰共和国、组织松散的神圣罗马帝国都成为强权角逐的战场。而强国的君主们则标榜“君权神授”，加速了权力的集中、体制的建设，并有效组织税收、组建常备军和国家机器。
对于财富的掌控曾经被奉为强国秘方。西班牙借助基督教会强大的普世威权而走强，通过掠夺南美洲的金银而暴富，然而并没有建立起一种创造财富、获取力量的长效机制，其无敌舰队一战而败。英国选择了与罗马教廷分庭抗礼，剥夺教会的财产而强化了国家财政和民族认同，并且不断通过知识更新和技术创新支持其在海外的扩张和掠夺，占领了相当于其本土面积96倍的海外殖民地，并通过庞大的“日不落帝国”体系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17、18世纪，知识的普及和技术的更新不断催生新财富，这使强权的君主们为之痴迷。他们不惜一掷千金去支持海外探险，也热衷于哲学探讨和科学革命，并将其用于实际的技术更新和财富增长。在那个对人类的理性、科学的力量和自然的进步充满信心的时代，对自然力和自然法具有通约性认知的时代，一批强国得以群体性崛起。这也意味着世界进入了强国之间相互影响、相互竞争并建立以均势为原则的国际法规和国际关系的时代。这些强国的典型做法是：专制下的启蒙、自上而下的改革以及更有效的国家机器、更强大的军队、更多的海外领地。为了增强实力，欧洲的“开明君主”们以启蒙为时尚，竞相开放思想、传播科学、解放农奴、改革贵族分权体制、鼓励农商、发展工业、建立行政体制、完善武器装备，其影响远及20世纪。
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在强国内部带来了结构性的变化。工业革命带来的新财富使贵族和资产者之间形成了争夺、冲突和革命，迫使国家通过法律重新规范财产权，并使国家成为资本的保护神。工业革命还造就了工人阶级，而频仍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又迫使代表资本的国家不得不干预社会分配、改变权力模式，争取工人对国家的忠诚，从而将国家体制置于不断的改革过程中。哲学和科学革命促进了工业革命、武器更新、资本积累和行政改革，还使民族语言和文化得以复兴并反作用于国家意识的增强、国家资源的整合和国家体制的改革。
自动化的快速发展和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急剧变化，使资本主义国家对国外资源和市场的需求不断增长。资本将国家绑上对外扩张的战车，弱肉强食的规则被列强奉为国家的圭臬。它们跟随传教士和探险者进入非洲腹地，掳走了人口、瓜分了领土。它们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在“世界文明”的旗帜下，西方列强的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自由思想和政治思潮、工商业和金融业、科学技术和人文观念、社会组织和宗教机构像爆炸后的冲击波一样向全世界蔓延。西方的强国之路成为世界各国争先恐后效仿的榜样，直至列强间的争夺将整个世界拖入战争的泥潭。
新时代的强国之路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一批国家将工业化作为国家的发展战略，把工业化视为国家强盛的根本原因，工业化成了丛林原则下适者生存、强国富民的必由之路。战争加快了整个世界的工业化进程，催生了实现工业化的各种国家尝试，有的采取计划经济，有的依托市场经济，但结果是有的取得成功，有的归于失败。与工业化相伴相生的其他各种强国要素逐渐得到重视。
国际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在美苏两霸争雄的时代，早年的强国并没有淡出世界舞台。它们在迅速恢复工业经济的同时，将利用域外资源作为获取国家利益、恢复国家实力的必要手段。英国和日本通过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分别维系在欧洲和亚洲的特殊地位。而德国则通过将鲁尔区的煤钢产业置于国际共管的体制下，从而将国家间的争夺对象变为国家间的共同财富。德国在将自身利益化为欧洲利益的同时，依托欧洲联盟体制获得了更多的主权、更丰足的实惠和更好的形象。中国则通过参与世界市场体制而更加繁荣，应验了拿破仑关于“只有体制才能决定一国的未来”的预言。
显而易见，强国要素既包括国内的结构性调整，也包括外部环境，更依赖于内因和外因的联动机制。每个国家都可将国家的资源禀赋和传统优势与体制机制有机结合起来，采取适当的外交战略，加上领导者的坚定意志，使自己更加强大。二战结束后，英国失去了一个帝国，却利用语言优势抢占了信息技术和金融革命的先机。二战后的德国险遭被肢解的命运，却依靠自我遏制和外交努力赢得了邻国的接纳并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对于强国来说，经济力量至关重要，但是经济力量的获得不仅有多种途径，而且要与其他力量相辅相成。
中国历来就有国家统一的传统理念和民意基础，但这种理念和基础如果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会崩塌。中国曾经是小农经济发达的富庶国家，但是一旦农民的利益受到侵害，国家就难以稳定。中国历来重视教育，但是当教育与现代工业和科技创新脱节，国家就难以兴盛。中国有丰富的治国经验，但是治国方略如不适应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国家就难以长治久安。中国有勤劳勇敢的人民，但是只有人民被充分地组织动员起来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才能形成不可战胜的力量。中国之强，强在传统、强在文化、强在体制，更强在人民。人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强盛之本，为人民利益而兴国，国家才有发展经济、完善体制的动力。为人民的利益而强国，中国只会走大国合作、互通有无、共同发展之路，决不会走强权争霸之路。（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学部副主任，西南交大欧洲研究中心讲席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