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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弘:欧洲的今天,马克思早已预见(发表在环球时报)

  英国“脱欧”、特朗普大选获胜、欧洲多国反欧盟情绪高涨……反建制主义似乎正在世界各地风起云涌。追根溯源,根本原因是我们这个世界正在经历规模巨大的产业变革。而由之带来的经济结构调整引发广泛社会震动,这也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表面上看,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到2009年希腊出现债务危机,再到欧盟一系列经济治理改革措施,欧洲经济从数据上看已开始缓慢恢复,虽然有些地方偶尔还有些余火,但基本保持稳定。然而经济的基本稳定并未阻止反建制主义的兴起。可以说,经济增长与否并非社会动荡的唯一原因。

结构性变化被长期忽略
  更深层的原因是,欧洲经济结构没有适当的社会和政治改革相配合。新技术革命和地缘经济变化是带动欧洲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原因,背后的推动力:一是全球化,二是欧洲一体化。以欧洲一体化为例,2004年欧盟最大规模的一次扩张,一口气接纳10个国家,其中8个在中东欧,此后又将巴尔干半岛北端两大国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纳入欧盟版图。这些中东欧国家很快就成为老欧洲资源转移的目的地,资本、技术、现代化管理等优质资源开始向更具有竞争力的东部转移,资本开始遗弃竞争力低下的南部欧洲却没有予以补偿。
  新技术的发展使得资源配置和重组的速度加快,相对落后或缺乏竞争力的产能被淘汰,加剧地缘经济的变化。我们看到的仅仅是数据,有些产业衰落了,有些产业兴起了,总体来讲还是增长的,但对产业衰落行业和地区的民众来说,他们感到的却是灭顶之灾。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希腊,如今几乎没有可被称为现代工业的产业,稍微赚点钱的产业都转移了。对此,民众很自然的第一反应就是一切都是欧盟造成的,反建制的情绪也就油然而生。
  类似的现象每天都在全球很多地方发生。又比如在德国,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政府要花费数倍的成本去维系一些夕阳产业(例如鲁尔区的钢铁业)?因为即使是通过社会保险把这些产业工人都养起来也比继续维系生产的花费节约很多。但设身处地想,当地工人如果没工作,也就失去地位、尊严和希望,就会产生社会怨气。这种怨气也许不来自于生存危机,但却是存在感危机。这是一种经济理性主义无法解释的愤懑,能对社会产生强烈的冲击,只是它在很多国家还没受到足够重视。
  在社会层面,欧洲还有两个问题也常被我们忽略。一是传统的社会组织随着产业结构调整而发生变化。随着新兴产业的兴起,传统工会组织也在衰退。欧洲最近有一项调查显示,除了德国,其他国家的产业工人组织基本是空壳,只剩下几个工会领导人,基本上无法发挥过去连接劳资双方的作用。二是社交媒体网络飞速发展,将过去完全没有联系的人链接在一起,形成了各式各样的新群体。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规则,可以快速地交换意见,使得过去被隐藏在底层的社会怨恨情绪快速链接、爆发。当一个相互链接的群体构成人员都是产业结构调整大潮中的受伤者,激烈程度不难想象。
  欧洲的问题在于政治建制长期以来忽略了这种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变化。欧盟机制长期以来奉行“新自由主义”,使得政策和社会日渐脱离。成员国授权欧盟制定适应全球化发展的各项政策,中左、中右党虽然轮流执政,但彼此间继承性大于差异性,两党趋同使得民众向极左和极右两端离散,形成不同诉求的反建制主义群体。这些群体利用现代化沟通工具迅速集结,形成有影响力的政党。中间的执政党却无政治权威和可行方案回应社会诉求。

建制派仍占总体优势
  具体看英法德等国的反建制浪潮。英国的脱欧派中只有一部分是真的反建制派,也就是本土派;还有一部分是全球化派,认为离开欧盟这种中间建制,英国可以生存得更好。法国的未来取决于建制派能否合作,因为勒庞的支持者虽然越来越多,但代表中右、中左的菲永和瓦尔斯都是建制派,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按照理性的判断,到了关键时刻,他们的支持者会联手,将勒庞的反建制力量打压下去。
  德国的情况也是类似,不同之处在于德国的另类选择党也是精英,而且德国参选党派更多,没有一个党能超过半数,需要党际联合,组建执政联盟,抵制反建制派。目前来看,建制派各党加总仍占据相当大的优势,其先决条件是建制派各党需要联合。但是历史的进程往往不是靠理性思维推动的。整体来看,反建制的浪潮虽然蓬勃,但建制派的力量依然强大。而真正的问题是,如果建制派拿不出对民众现阶段面临问题的解决方法,无法消解欧洲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也就是“市场失灵”,那么民众依旧可能会将建制派力量推翻。只是反建制派同样没有可行方案,能维持多久也成问题。

短期内欧洲乱局已定
  目前来看,反建制思潮在欧洲各国对外情绪上的影响主要有三个层面。一是反欧盟,因为欧盟所倡导的一体化最直接地打破了上世纪70年代欧洲资本主义全盛时代的格局。二是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这些人认为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而欧洲是受害者。三是反美,这不是传统价值观上的反美,而是认为美国是经济全球化背后的最大推手,特别是特朗普的施政计划是要牺牲盟友而实现“美国第一”。当然,特朗普的反建制倾向对于欧洲反建制派来说,是一种效仿的榜样,只是美国能做到的,欧洲却不可能做到。
面向未来,欧洲有三种前途。一种是欧盟分裂。欧盟建立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制度试验,没有成功的先例。第二种是战争,现在的欧洲可以用“恐慌”二字形容。这是因为不少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发现,当下欧洲的很多社会情况非常类似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前的情形,比如资本聚集、两极分化、政治腐败、民众逆反等,还有人将反建制派类比上世纪三十年代德国的“流氓资产者”——当年支持希特勒的主要力量。倘若这种势头得不到遏制,假如没有更好的新建制,战争的可能性无法排除。第三是混乱,这几乎是一定的,因为现在还无法看到一个强有力的解决办法,欧洲也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来扭转现有局面。混乱之后,到底是分裂,还是战争,还是重新建制,需要密切观察。(作者是中国欧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西南交大欧洲中心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