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2016-04-21 语言与翻译 语言与翻译
东学西渐 时不我待
——记第三届“翻译中国”学术研讨会
作为有着数千年文化积淀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国不仅在乐器、制造和冶炼等方面曾远超西方，其经史子集等相关著述更是令同时代的很多国家望尘莫及。然而，本该独领风骚的国学经典却随着明末清初的基督教东传逐渐暗淡。转入上个世纪初，西学大量译入，曾令国人引以为豪的国学似乎在西方文明面前一败涂地。如何向世界更好地传达中国的声音？如何让国学瑰宝的光芒辉耀世界？如何为国学经典在世界话语体系中争得其应有的地位？
2016年4月15日至17日，由《翻译中国》编辑部和中国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发起，上海电力学院外国语学院主办，长沙理工大学协办的“第三届‘翻译中国’学术研讨会”隆重召开。来自英国University of Stirling、香港浸会大学、台湾世新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同济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防工业出版社、《中国外语》编辑部、《中国科技翻译》编辑部、《上海翻译》编辑部等机构的两百多位中外专家学者齐聚上海电力学院，共同探讨如何回答上述问题，探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实践与人才培养。会议由上海电力学院外国语学院院长潘卫民教授主持，上海电力学院副校长封金章教授致欢迎辞，中科院国际学术交流中心翻译部主任李亚舒教授、《翻译中国》主编赵彦春教授分别致辞，表达了对本次会议胜利召开的殷切希望。为期两天的会议围绕“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下的中西方翻译理论反思”这一主题，从以下几方面展开讨论：
一、国学外译的担当
《上海科技翻译》名誉主编方梦之教授以《中国翻译的生态环境》为题，探讨了翻译生态和翻译环境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翻译生态和翻译环境应以一个整体的形态存在，译者只能在一定的生态场中起作用，译文必须遵守译入语文化规范或社会政治权利的制约。翻译事业的繁荣和翻译活动的积极展开要求翻译生态和翻译环境之间具有一个共生共荣的和谐状态。《上海科技翻译》常务副主编傅敬民教授从期刊审稿人角度，对当前一些“为满足读者而翻译的翻译目的论”进行了批判，呼唤“翻译本体的回归”，提出“进行学科规范，明确翻译的独立性”。上海师范大学朱振武教授认为我们在文化外译时过多考虑目标语读者的接受习惯和思维方式，因此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自我，失去了文化自觉，甚至忘记了守土有责的起码担当。朱教授高度赞誉赵彦春教授在这方面所起的很好的表率作用，认为赵教授在《三字经》、《百家姓》与《千字文》等一系列中国文化典籍的英译活动中极为忠实地原汁原味地向世界传递中国元素，是铁肩担道义的践行者。作为本次会议的主要发起人之一，《翻译中国》主编赵彦春教授将当下中国翻译学人义不容辞的担当归结为对“翻译何为，翻译为何”这两个相对独立又彼此诠释的问题的思考与实践。同时，就当前中华文化传播的瓶颈问题，赵教授提出应当以贯通哲学、逻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乃至一切知识领域的最隐秘和最关键的思维工具——形式为切入点进行突破，并以其所译《三字经》、《千字文》、《归字瑶》等中华典籍为例解析上述翻译学的根本问题。来自印度G.GSI.P.大学的V.K.Kapoor教授从现行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存在的体制弊端入手，指出在当前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有其时代必然性，中国国学经典外译是时代赋予中国人的历史使命。
二、国学翻译文本研究
从第一位登上哈佛讲台的中国人戈鲲化和精通西洋科学和中国国学的“清末怪杰”辜鸿铭，首部由中国本土学者独立完成的英译古典诗集的作者蔡廷干，到翻译全本《红楼梦》、全本《儒林外史》的杨宪益和戴乃迭，再到会议现场的数位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专家，无不将国学的外传视为自己孜孜以求的目标。老一辈翻译家不仅有恢弘的理论铺陈，也重视对国学具体文本的外译问题进行讨论。新一代翻译家将这一优良传统继承了下来：河南大学蔡新乐教授借力中国传统阴阳之道揭示对《论语》等经典的外译之谜；对外经贸大学徐珺教授和上海财经大学吕世生教授关注《红楼梦》的外译，分别从“服饰文化翻译”和“他者文化意识”角度作了讨论；上海电力大学潘卫民教授则通过对《毛泽东选集》的英译版在非洲的传播现状反思国学外译的相关问题；台湾政治大学古孟玄博士基于对七部西译的中国古典小说的分析，探索中国古典小说西语输出的历程。此外，研究者们还以《诗经》、《庄子》、《孙子兵法》、《赵氏孤儿》、《镜花缘》、《狼图腾》和《呼兰河传》等哲学和文学作品的外译为研究对象从多个角度展开讨论。
三、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战术研究
为了顺应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潮流，全面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已成为建设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战略。从2004年首家孔子学院的成立到2013年“一带一路”战略思想的成型，宽领域、多层次的文化交流平台已基本搭建，带来的不仅是挑战也是机遇。研究者们将国学外传嫁接于各个具体领域，努力做着各种尝试：复旦大学王建开教授建议高校英语教师发挥专业能力，关注汉译英，为文学走出去的事业出力，为国家战略的需要服务。上海海事大学左飚教授通过寻找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契合之处，探索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途径。同济大学马秋武教授以语言学术语的翻译为例，指出“概念的界定与重塑”在包括国学外译的一切翻译活动中都起着基础性作用。《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田海龙教授将国学外译置于文化研究与话语分析的交融中考虑，提出用“再情景化模式”处理翻译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台湾世新大学刘建基教授将“衍译”视为翻译的一种重要手法，认为它有利于彰显翻译的再制与创新功能及文化间的差异性。中国海洋大学任东升教授指出“外来译家”在国学外译中同样有其重要地位，并选取跨学科交叉视角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分析“外来译家”的文化身份、翻译行为、身份认同等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张法连教授专注于在“走出去”战略视野下的法律英语学科发展与涉外法律翻译人才培养问题，以此推进国家所亟需的涉外法律翻译与服务人才的培养工作。同济大学李梅教授则将眼光投射到翻译策略和翻译人才的培养之外，认为技术传播等“硬实力”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国门同样重要。专家们普遍认为，目前世界上中华文化竞争力的羸弱与我们的经典文化作品对外翻译质量不高有关，因此在翻译人才培养中需要注意中西方文化的相互包容和取长补短。
此次会议已胜利闭幕，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路才刚刚开始。如果说“西学东渐”搭建了中西交流的平台，那么“东学西渐”则是将此平台打造成中西多层次、多领域、多形式交流合作的立交桥。
